4年约谈61个地方政府 这个新部门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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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问题通报，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广州市政府作为属地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应该进行深刻反省”。

5月11日，在生态环境部机关里举行的约谈会上，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就该市多家企业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政府部门监管失职表态，并接着介绍了一系列整改措施。

从2014年起，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已经约谈了61个地方政府。

约谈地方主政官员，生态环境部的这个手段近些年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被约谈的是哪些地方？因何被约谈？约谈后的成效如何？

约谈依据

《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

类似这样的约谈会，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已实行多年，但渐渐走入公众视线，还得从2014年说起。

这一年，原环保部出台了《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

约谈是环境保护部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依法进行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

这一系列举措作为一种行政措施，近几年的力度不断加码、频率不断提高。

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取代原环保部后，约谈力度依然不减。仅在今年五月份的前两周，生态环境部就密集约谈了多个地方政府。

一次是在5月3日约谈山西省晋城、河北省邯郸和山西省阳泉3市政府；另一次是5月11日约谈广州等7市政府。

5月11日生态环境部约谈现场

约谈频率4年61个城市

政知见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从2014年下半年原环保部正式启动对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约谈以来，已有61个地方政府出现在约谈名单上。

粗略算，平均每个月要有7个城市接受约谈。

显而易见的是，在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后，原环保部对地方政府的约谈开始加速度。

2014年共约谈6个地方政府；2015年共约谈18个地方政府；2016年共约谈8个地方政府；2017年共约谈23个地方政府。

而2018年还没过半，被约谈的城市数量已经达到了10个。

从约谈城市所属的省份来看，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了23个省（市）。

从各省约谈城市的数量上，河北省位居第一，先后有沧州、承德、保定等12个市（县）被约谈，占总数近20%；排在第二名的是河南省和山西省，各有7个城市被约谈；接下来是各有4个城市被约谈的山东省和黑龙江省。

省会城市也难逃约谈。

目前已有哈尔滨、沈阳、昆明、长春、郑州、广州6个省会城市被约谈，占总数的10%。东三省的省会全部被约谈过。

约谈原因

空气质量“爆表”出现最多

被约谈原因，要分多种情况。

在环保领域，涉及大气污染问题出现频率最高，空气质量指数“爆表“的地方频繁被约谈。接下来是水环境、土壤环境和自然保护区破坏问题。

还有最近对于广州等7市的约谈是关于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这也是生态环境部首次因为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问题集体约谈地方政府。

从点出的问题来看，政府监管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对流于形式、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散乱污”企业污染整治不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未批先建、监测数据造假等都是高频问题。

政知见梳理发现，具体的约谈原因通常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中央环保督察或其他专项督查发现问题较多且整改不力。

比如，4月20日，生态环境部先后通报了湖南省邵阳市威凌金属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永顺县鸿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盐城市上市公司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起环境污染事件。

在5月11日的约谈名单中，盐城市就名列其中，因为对辉丰公司查处不力受到点名批评。

第二种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达标或排名靠后。

比如本月刚被约谈的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和山西省阳泉市。

生态环境部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评估考核结果，确定晋城、邯郸、阳泉3个城市考核结果为不合格，他们因而受到约谈。

第三种是中央领导批示或新闻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比如，2015年因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约谈甘肃省张掖市，2016年因为山西华兴铝业发生矿浆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约谈山西省吕梁市等。